李隆基对皇族的'圈养’政策，好处是巩固皇权，坏处是瓦解皇权。

为什么这么讲？

李隆基是个能力很强的人，他做了很多革新，一方面解决了当时一些'老大难’问题，推动唐朝走向开元盛世，其中大部分成果，一直延续到唐朝后世。但另一方面，正像老子讲的：祸福相依。这些改革带来了新的后遗症，为唐朝灭亡埋下祸根。

就拿这个'圈养’政策来说吧，皇子们圈起来，威胁指数大大降低，但能力指数是不是也跟到降低？江山靠这些人继承，他们水平不行，国家还能搞好？

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李隆基很忙，他不可能成天看着儿子，外面人来管，他又不放心，于是以'宦官押之’。这个办法一出台，宦官在至关重要的皇权争夺战中，从此占据重要地位，唐朝后期三大弊政之一的'宦官专权’，就此萌发。

唐朝宦官和别的朝代还不太一样，别的朝代厉害，顶多影响皇帝，唐朝厉害，是直接废立、甚至杀害皇帝。一个巩固皇权的政策，发展到后面竟成了皇帝最大的威胁，这就叫'异化’。

'异化’有个很长的过程，起码当下，李隆基靠这个手段搞定了家务事，可以安安心心地抓工作。

他抓工作的第一个阶段，即是著名的'姚宋’当政。

姚崇、宋璟比肩房玄龄、杜如晦，号称唐朝四大贤相，他俩有什么特殊的本事，又干出什么特殊的业迹？

对这个问题，比较集中的回答在《资治通鉴》一段不长的话里：

“姚、宋相继为相，崇善应变成务，璟善守法持正；二人志操不同，然协心辅佐，使赋役宽平，刑罚清省，百姓富庶。唐世贤相，前称房、杜，后称姚、宋，他人莫得比焉。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，齐浣练习时务，姚、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，既而叹曰：'欲知古，问高君，欲知今，问齐君，可以无阙矣！’”

宰相是政治家，政治主要是一门实践的学问，但奇妙之处在于：它同时又是一个特别讲究理想情怀的行当。

政治是搞人的，人皆有阴阳，当你听到'嘴里全是主义，心里全是生意’这种话，既无需嘲笑，更不用鄙视，因为这就是人性，也是搞政治必然面对的现实。

姚、宋是大政治家，经过多年的历练，不但完全清楚这里面的门道，而且已经做到随心所欲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执政风格。打个不是很准确的比方，姚崇代表了现实主义的一面、阴的一面，宋璟代表了理想主义的一面、阳的一面。

关于姚崇的执政风格，有个著名的'救时之相’的故事。

某次姚崇家中有事，请了十来天假，宰相办公厅积压大量公文，另外一个宰相卢怀慎主持工作，“怀慎不能决，惶恐，入谢于上。上曰：'朕以天下事委姚崇，以卿坐镇雅俗耳。’”卢怀慎提心吊胆跑去向李隆基报告，李隆基安慰他：“没事没事，这些具体活，让姚崇去办就行。你资历高、群众评价好，挂个名就行，”

没几天姚崇回来上班，'须臾，裁决俱尽。’片刻功夫，积压公文全部办妥，确实能力超强。姚崇心里有点小得意，回过头看见秘书局长（紫微舍人，即中书舍人）齐浣，“顾谓齐浣曰：'余为相，可比何人？’”

本来他那意思，皇上不在，找个底下人夸夸自己算了，没想到齐浣不答理他，姚崇不甘心，又提示：'何如管、晏？’跟管仲、晏子这些比比怎样？

“浣曰：'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，犹能没身。公所为法，随复更之，似不及也。’崇曰：'然则竟如何？’浣曰：'公可谓救时之相。’崇喜，投笔曰：'救时之相，岂易得乎！’”

这个齐浣也是通晓时务的高手，一点也不给领导面子，说您哪比得上管仲他们，政策一会这样一会那样，顶多算个缝缝补补的'救时之相’吧。

姚崇听了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扔下笔，高兴地说：“好个'救时之相’，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呀！”

胡三省在这里有个注：'观姚崇之所以问，齐浣之所以对，皆揣己以方人，欲不失其实。’齐浣不拍领导马屁，姚崇不因齐浣不拍马屁而生气，有这样的宰相和干部，朝廷的事想不办好都难呐。

《旧唐书》对姚崇有个评语：'明于吏道，断割不滞。’当官的门道样样精通，什么事情到他手里，就没有办不妥的。宰相那个位置，断割的都是大利益，'救时’，就是随时应变以裁决好各方面利益，这其实走的，是一条'实践检验真理’之路。